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又号醉吟先生，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。

早年经历与科举入仕

772年：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，祖籍太原，祖父白鍠曾任巩县县令，父亲白季庚为彭城县令。

当时正值藩镇割据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为躲避战乱，白家四处迁徙。白居易幼年随家迁居符离，现在的安徽宿州，并在此度过动荡童年。

白居易自幼聪颖，五岁诵诗，九岁通音韵，读书刻苦。“昼课赋，夜读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寝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”，这般勤奋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1岁后因战乱辗转江南，广泛接触社会底层，奠定其关注民生的思想基础。

少年时期，白居易的才华已经初露锋芒。他带着自己的诗作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。顾况起初见他年轻，名字又“居易”，便打趣说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

但当读到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时，不禁大为赞赏，道：“有句如此，居天下亦不难。”

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

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
远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

这首诗以野草顽强的生命力，寄寓了送别之情与对生命的礼赞，展现出白居易非凡的诗歌才华，也让他开始在文人圈中崭露头角。

科举及第与初入仕途

800年，29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，他激动不已，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，尽显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。

806年，与元稹同中“书判拔萃科”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开启仕途。

谏官时期与政治风波

806年，白居易任盩厔县尉，与友人陈鸿、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创作《长恨歌》，借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抒发对爱情与政治的感慨。

更有一种说法是：白居易11岁迁居符离时，与邻女湘灵相识相恋，但因门第悬殊遭母亲反对，这段持续35年的爱情悲剧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，《长恨歌》中的“长恨”主题即源于此。

在盩厔任职期间，白居易深入民间，了解百姓疾苦，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。

《观刈麦》就是此时期创作，生动描绘了农民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的场景，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，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。

808年，白居易任左拾遗，直言进谏，写下《秦中吟》、《新乐府》等讽喻诗，揭露权贵腐败。

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，主张诗歌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，反对当时诗歌创作中追求形式、忽视内容的风气，力求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，达到讽喻时政、救济人病的目的。

这一时期他创作了《卖炭翁》，通过描写卖炭翁的悲惨遭遇，深刻揭露了宫市的黑暗与残酷，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，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，引发权贵忌恨。

811年，母亲陈氏坠井身亡，白居易依礼守孝三年。服丧期间因写《新井篇》被政敌诬为“不孝”，成为其后续贬谪的伏笔。

贬谪江州与创作转折

815年，宰相武元衡遇刺，白居易越职上书请严惩凶手，触犯了一些权贵的利益，被诬“越职言事”及“不孝”，贬为江州司马。

从权力中心骤然跌落至偏远之地，白居易内心充满了愤懑与无奈，此事件成为其人生转折点，自此转向“独善其身”。

816年，白居易于江州创作《琵琶行》，这首诗描写细腻，情感真挚，语言优美，借琵琶女身世抒发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之慨，与《长恨歌》并称“双璧”。

818年，白居易调任忠州刺史。

外任地方与惠民政绩

822年，任杭州刺史，疏浚李泌所凿六井，解决居民饮水问题；筑西湖白堤，现在的白沙堤，蓄水灌田，并作《钱塘湖石记》指导水利管理。

严惩占湖造园、滥伐山林者，曾罚占湖者开垦葑田百亩，罚砍树者补种十株，树立生态保护典范。

白居易在杭州写下了许多赞美西湖的诗作，《钱塘湖春行》就是其中一首，生动描绘了西湖早春的明媚风光，展现出他对杭州的热爱之情。

《钱塘湖春行》

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

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

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

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
825年，调任苏州刺史，修七里山塘河，植桧树千株，百姓称“白公桧”。离任时作《别州民》诗：“唯留一湖水，与汝救凶年”，百姓泣送十里。

晚年归隐洛阳与文学成就

829年，定居洛阳，任太子宾客，与刘禹锡交厚，合称“刘白”。

两人晚年诗酒唱和，留下《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》等名篇，诗中“共把十千沽一斗，相看七十欠三年”尽显豁达。

842年，73岁时捐资开凿洛阳龙门八节滩，便利舟民，临终前仍作诗自省：“心中别有欢喜事，开得龙门八节滩”。

846年，病逝于洛阳，葬于香山。唐宣宗李忱亲撰悼诗：“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，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”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

为官之道与个性轶事

任杭州刺史时，离任仅带走天竺山两片石，后自责“此抵有千金，无乃伤清白”，作诗忏悔，成为古代官员廉洁自律的典范。

写诗公开俸禄，如任县尉时“吏禄三百石”，被戏称为“唐代财产公示第一人”。

自酿美酒，诗中800余首提及饮酒，曾言“一日酒醉解九日劳”，常与裴度、刘禹锡等名流宴饮，丝竹相伴，僮妓侍奉。

白居易一生跨越中唐动荡，既以诗为剑揭露时弊，又以官身践行惠民之政。

其经历融合了个人情感的悲剧、政治斗争的浮沉、文学革新的坚持，以及晚年超脱的禅意，堪称唐代士大夫“兼济”与“独善”的典型缩影。

他的诗歌与政绩，至今仍为后世提供着关于文人责任与生命意义的深刻启示。